半岛官网他以自家的瓦房和平房为“地基”,仅凭木材拼接,便凭空垒出一座九层高楼,歪歪扭扭地戳向天空。有人说,它是钉子户的家,将其命名为“九层塔”或“兴义的布达拉宫”。
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,九层也不是这座楼的终点。一个多月前,他以极大的激情搭建了第十层:一个只有一平方米、大风一吹就摇晃的小平台。
在贵州兴义的梨树坪,陈天明的木板楼成了一处打卡景点。它的结构七扭八歪,木条和电线在内部胡乱穿行,窗户上的塑料纸和碎被单随风翻飞,像一个随意拼凑的玩具屋。
因为拆迁,这里的村子已成废墟,只剩下陈天明这一家。很多村民和游客在村口探头看,说不好是在看一个艺术品,还是在看一个笑话。
但陈天明不在乎这些。他每天在这座“危楼”中像猴子一样穿梭,一些又长又窄的木梯几近90度垂直于地面,其他人需要小心翼翼倒着往下爬,他却像长臂猿一样勾着某处横梁,“咻”一下就荡下去了。
楼里的一切都是不规则的,或者说不合常理——比如从八楼的梯子往下看,脚底下全是镂空的,能直接贯穿地面,惊险无比。但陈天明上下自如,几乎不用手扶。
这座总高约23米的九层楼,陈天明一共建了6年,是在父辈三代的老屋上搭起来的。他从不画图纸,技术全靠在网上学,手边有什么材料都拿去试一试:有时候是废弃的电缆线,有时候是把坏掉的木椅,拆开就用。
他学过榫卯技术,但后来觉得没必要这么古板,便用自己的方法建。他也没想过向父辈学习如何用砖砌出稳固的房子,“不想当泥水匠和砌墙的”。
几乎每隔一两年,陈天明就往上捣鼓一层,逐渐扩充出卧室、书房、艺术展厅、卫浴间、厨房。他还特地腾挪出两个观光阳台,其中一个像是建在一个吊脚楼之上,他把这称为“空中楼阁”。
说是阳台,其实是一个没有围栏的平台撑着一块挡雨的铁皮。但陈天明费了很多心思,把植物一盆接一盆挪上来悉心照料,还放了把乘凉的椅子。
一直到第九层,楼体到达一个“塔”的顶端。九层最初有挡板,但连着几次大风让陈天明在八楼感到明显的摇晃感,他只能把挡板拆了,留下一个框架,减少受力面。
陈天明不是没有过恐惧,但每一次时,他都在上面苟着,“再害怕也要自己担着。如果跑到下面,好像就错失了那种惊恐的感受。”
今年元宵节前后,天气预报说有9级大风,他每隔半小时就能感受到突然袭来的一股推力,就像有人在背后推他一样。风从深夜1点刮到凌晨5点,他迷迷糊糊躺在床上,几乎一夜无眠。
他能准确说出每一次刮大风的日期。这对他来说都是重要的时间点,关乎房子的生死存亡。有时候他梦到房子被风吹倒,但一觉醒来,“九层塔”还稳稳当当地耸立着。
看着儿子越住越高,陈天明的母亲总是担心,“楼梯看着都害怕”。她希望儿子睡在三楼以下。这里靠近山区,大风时节多。有一次,平房上的彩钢瓦被风刮得满天飞,整个屋顶都被吹到后面的树林去了。
弟弟陈天亮也表达了相似的担忧,但他知道管不了哥哥,只是常常为上楼的游客捏一把汗,尤其是一大群人上去时,“像电梯超载”。
他觉得哥哥胆大又敢干,可一些活儿未免太粗糙,和哥哥持相反的看法:“房子摇晃,肯定不正常是不是?”
陈天明不太听这些意见,他自信这个楼是安全的,讲科学的。他每天查看当地天气,研究每一级风的最高风速对应的推力是多少,以相应的重量来抵抗。有时候,他能凭楼下的牧草被风吹弯的程度,判断现在吹的是几级风。
他也不认为,不断拔高的楼层会让自己或家人陷于危险之中,因为“有足够的把握它不会倒塌”。
迄今,陈天明已经花了十多万元来建这栋楼。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它,很多地方像“样板间”:三楼厨房的电磁炉、餐桌和餐具从来没被用过;卫生间的热水器是三年前买的,只用过一两次;马桶也是崭新的——除非赶上拉肚子,不然陈天明绝不用它。
检查和加固,成了他日常中最重要的“工作”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检查房子细节,发现哪里被压弯了就加一根木条,哪里松动了就拿废旧的布条或电线多捆两圈。
因为担心木屋子太轻,陈天明一趟趟搬运巨大的石头上楼,在楼面各处放上重达200斤的水桶。他还参考蒙古包的设计,在楼体四周拉了许多根绳子固定在地上。
陈天明在楼上敲敲打打时,母亲总在楼下仰头看他。在母亲的记忆中,陈天明很爱动手做“玩具”,小时候就做过潜望镜和独轮推车,还因为做木陀螺出过事——他当时想用柴刀把陀螺砍出尖的形状,结果一刀下去把手指砍断了,骨头露在外面,吓得母亲赶紧带他去缝针,才勉强接上。
他甚至从电视上学着制作了一把“手枪”,往枪管里塞火药或鞭炮,“有点小小的杀伤力”,但从来没成功击中过小鸟。
因此,母亲对儿子这种强大的自信和不知疲倦的创造热情,既熟悉也焦心。但是,陈天明对房子日复一日的维护,又指向另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叙事——2021年初,兴义市自然资源局认定他的房子是违法建设。
这意味着,陈天明的木屋或许终将会被推倒。重复地、永无止境地检查和加固,或许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努力。
8月7日下午,陈天明收到一份《行政公告》,限他5天之内自行拆除平房以外的部分。
陈天明不是第一次收到这种公告了。几年前,当地规划建设一个文旅项目,陈天明所在的村庄被纳入拆迁范围,一辆大型挖掘机开来,拆了陈天明家的老围墙,里面的果树和桂花树一片狼藉。
陈天明当时还在杭州打工,接到家里的电话后,连夜买了火车票返乡。家里的老人对此惶恐不安,陈天明只能给他们租房子暂住,独自留下。他一个人在家里的中堂睡了两个月,枕头下藏着一把杀猪刀。
由始至终,陈天明都不同意签拆迁协议,也不想被安排到安置区。他觉得这个文旅项目从一开始就“冒冒失失”,规划图看起来宏大壮观,号称占地5000亩,斥巨资打造人工湖、大剧院、博物馆、酒店和仿古街区,可路修好后不到半年,项目就烂尾了。
但关于拆迁的催告书依然源源不绝。此后,陈天明一直在打官司,尽管一审和二审均败诉了,但他仍继续准备申辩,“或许最后会走到抗诉”。家人支持他的决定,作为长子,陈天明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
选择在废墟中独自留守之后,陈家跟曾经的邻居、亲友越发少走动了。在陈家采访那几天,我不时听到远处有人在白天“嘭嘭”地放烟花。陈天明的父母说,那是附近的安置区有人去世了,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家。
如果当初陈家签了拆迁协议,他们会像邻居一样获得一块地皮,然后按规划图纸上的样式建起独栋的楼房,自己住一层,剩下几层可以出租。
但这不是陈天明想要的。安置区所有的楼房基本都长一个样,层数也基本固定。而且,租客没有想象中多,楼房的空置率很高。
陈家的坚持,大多数村民也不能理解。伟青是陈天明同村的发小,一起考上了市高中,都是农村班里的尖子生。如今,在国企工作的他看着曾经考得比自己好的朋友,时常感到困惑和心酸,“什么‘布达拉宫’,什么网红地,这些话既好听也难听,哪个人想过这种生活?”
高考那年,他出乎众人意料地考上了一所211大学的数学系,这在一个2000多户的村里是一件大事——在他之前,村里考上重本的孩子仅有一个,陈家甚至为此摆了流水宴。
陈天明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16岁考上高中那年,家里没钱,他哭着说不想辍学,最后外公掏了500块报名费。为了凑第二学期的学费,陈天明寒假去工地拌砂浆和搬砖,干累了直接睡在工地,半个月下来,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
但考上大学后,陈天明感到巨大的落差,无论成绩还是经济状况都明显落后于人。贫困就像一根无法停下的皮鞭,鞭策他不停地想法子赚钱:去摆摊卖电话卡、随身听,到大酒楼当服务生,春节也不回家。
学习也远没有高中时顺利。他不跟随老师的节奏,总是囫囵吞枣般把书翻一遍就丢开,“像看小说一样”。到了考试周,他也不临急抱佛脚,甚至直接考0分。
最终,陈天明因为挂科没拿到大学毕业证。学校曾经让他回去补考,但他放弃了。
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对上学和考试如此反感,但他没有感到后悔,“难道拿到那个证书,就证明知识掌握得很透彻吗?”
大四时,他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单位实习,而是执意回家创业——养牛,一人包揽割草、喂牛、铲牛粪的工作。那时候还没有高产牧草,他只能给牛亲自配料,有时候还要跑到山坡上割野草,一次得挑150斤。
他希望养牛的“整体高度高一点”,买了一本农学院女博士写的论文《中国肉牛产业链分析》作参考,写了份长达10年的养牛创业计划给辅导员。他希望干成这份事业,觉得科学养殖在农村将是一片广阔的蓝海。
但这个决定为他招来了不少非议。不少村民揶揄他,“鲤鱼都跳龙门了,为什么要跳回来?”
陈天明就这样在争议中干了整整一年,后来发现养牛的周期很长,市场也跟想象中不一样。最后击溃他的,是牛被宰前哀怜的眼神——从前的老式牛市场在斜山坡上,到处都是牛的尸体,有时候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在这里,他要面对无法回避的惨状:因为被养殖户喂膨胀类食品,牛的肚子鼓得像皮球一样。它们眼睛翻白,横七竖八地死在肮脏的洼地里。
他受了刺激,决定把摊子留给家里,独自外出打工。他先后在上海、南京、宿迁和杭州跑推销和卖保险,出差频繁,大多数时候都住在靠近火车站或汽车站的普通宾馆里,有时候一天要跟一两百个陌生人说话,就为了把手上的剃须刀或面膜卖出去。
他也尝试过一些小型创业,但基本都仓皇结束。后来便一直在做闪送的工作。虽然日晒雨淋,但陈天明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,当日结账,接单自由,不用像派单员那样被指派任务,困在系统里。
如果不是催促回家的那个电话响起,陈天明估计至今仍在外漂泊。他相信这是命运。
照片里,他戴着眼镜,穿着白衬衫和西装,神气地交叉着双手。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换头像,他回了一个笑脸说,“可能有点自恋”。
他有近6年没出过远门了。虽然家离兴义万峰林机场很近,车程不到10分钟,但他从来没从兴义坐飞机出去过。仅有的两次飞行,都是从外地回来。
房子的事情困住了他。如今,他摘了眼镜,剃了平头,常年只穿几件洗到掉色的速干T恤,还有一套专门干农活的迷彩服。
而头像里穿的那件西装,至今挂在7楼卧室里。这是他在杭州跑推销时穿的,是所有衣服里质量最好的一件。它被挂在最显眼的地方,像对过往的祭奠。
即便真的能出门,他也时常感到迷茫。兴义地处贵州、云南、广西三省区接合部,放眼望去全是喀斯特地貌的小山坡,镇上的工作机会也不多,“不像以前了,说不定好多事情自己根本没资格去做。想跑业务,可能年纪也大了。”
陈天明不是没想过成家。过去他总觉得,成家的前提是立业,是财富自由——后来终于知道是妄想。
儿子的终身大事一直没着落,母亲对此“恼火得很”,但也倍感无奈,觉得现在的姑娘看不上他。她隐约记得儿子谈过一个北京的女朋友,但当时陈天明在杭州工作,谁也没打算结束异地恋。
关于这个女孩,陈天明私心里认为“她条件太好,我条件太差”。2012年国庆节,他坐火车到北京与女孩见面,女孩给他订了三百多块一晚的酒店,他觉得太贵,把房间退了,自己去城中村找了一个75块一晚的家庭旅馆住。
陈天明不想花她的钱,在北京玩了四五天就回杭州了。自那以后,两人逐渐疏远,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
后来在外工作多年,有不少人介绍过他去当上门女婿,有绍兴的、杭州的、南京的、温州的……都被他一一拒绝。他对此感到恐惧,无法想象入赘后的人生。他觉得如果第一步就妥协,后面的生活都会失控。
比起其他事情,这座木板楼像是陈天明生活中唯一可控的东西。这也是他唯一还能进行的创造。
早些年,这栋楼的形状更像一个“塔”:红色的合成板崭新发亮,三楼和四楼挂了一圈红灯笼和星星灯。但在长期日晒雨淋后,墙板早已褪色,灯笼只剩一个能亮,晚上看起来有点瘆人。
陈天明觉得无所谓,他已经不在乎美不美观。近几年来,他的目标只有一个:往上再搭一层,到更高的地方去。
两个月前,他在九层上多建了一个小平台,算是第十层——这源自某个傍晚的突发奇想。那天,他在楼顶站了许久,感觉双脚能往上再踩一步,很想知道“把自己的高度再提高一米,会有什么不同”。
给第十层留下的空间,只剩下一平方米了。但陈天明非常笃定,一个上午就建好了。虽然只是一个四方形的木台子,但他跨上去后,双眼放光,“感觉这是我的战车。”
他还在第十层上安装了避雷针——这是两根很尖的铁棒,远远一看像昆虫的触须,让他的房子显得更高。
没有人知道,这是不是这座楼的极限。陈天明似乎有一种不断往上走的强迫症,自2018年起,每加建一层,他就把自己的卧室往上搬。从五楼到八楼,每一层都有床铺,这就是他在纵轴上一直追求拔高的证据。
陈天明在五楼住得最久,足有两年。但只要“我能不能再往上”的念头出现,他就会迅速行动,像燕子筑巢般搬材料、搭房子,在每间卧室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
我去采访的时候,陈天明刚搬上八楼不足一个月。八楼只有三平方米,为了方便半夜上厕所,他自制了一个简易版小便池——把一个普通塑料瓶割开,取上半部分倒插在他床边,然后连接一条细管,从八楼直通一楼。
如果九楼不是被拆得只剩一个空框架,相信他会继续尝试往上搬的。他总是希望站在更高的地方,并清楚其中的细微区别:比如在九层的时候,远处的山只是露出一个山尖;爬到第十层,它就多露出了一小截。
陈天明想要看到的就是那无穷尽的“多一点点”。在他看来,这可能是受数学的微积分思维影响,有逼近极限的意味。他把顶层称为瞭望台,看风看雨也看云,遇上晴天,还能在摇晃的“塔尖”上看轰鸣的飞机从南边滑行起飞,在北边降落。
平日若无事,父母和弟弟连二楼都极少上去。这是一种与家人同住却很罕见的自由——如果陈天明不下去,没人会上楼找他。有时候到了饭点,母亲得打电话才能把他喊下来。
他自知离不开这个家,却又希望最大限度地保持精神独立。既然无法在横轴上移动,那就在纵轴展开生活的想象,建立避世空间,主动把自己隔离在高空之上,即便这种选择伴随着极大的危险。
生活逐渐变成陈天明想要的模样。他一上楼就几近隐身,看书、听歌或者发呆,一天又一天。他常常用油桶装满一桶水,从一楼提到八楼,用来泡茶。八楼有一个音乐木棚,电脑常年不关,一个40块钱买来的二手音响24小时循环播放着纯音乐,白天时声音能传到村口。到了晚上,他就把声音关小,当助眠曲用。
陈天明建了很多音乐合集,比如一个关于“春天”的专辑有117首歌,关于莫扎特的则有848首。有时候音响播放一轮,他就知道一天过去了。他最喜欢的是班得瑞,二十多年来,从磁带听到CD、随身听,觉得这种空灵纯净的音乐很契合自己的精神。
在家养牛那一年,他经常用CD机和小音响放古典音乐给牛听。如今牛不在了,音乐依然在楼里飘扬。
在楼里待久了,会很容易联想到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的场景:一切似乎都在变换和重复,让人感到晕眩和迷惑。陈天明就像痴迷寻找地外文明的唐志军,仿佛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山洞里,又似乎身处无边的宇宙之中。
楼里的时间也仿佛是静止的。一切没什么变化,除了床上会落灰,压重的水桶放久了会有蚊子在水桶里产卵,幼虫在水里游来游去。但陈天明觉得自己在实践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他说话喜欢引经据典,一会儿说自己期望达到陶渊明的精神状态,一会儿又谈起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。
他也在向屋外探索他的“桃花源”,比如在后园养了兔子和鸡,空闲的时候就去挖鱼塘。鱼塘藏在比人高的牧草丛中,就像一处隐秘园林:里面养了鹅群,还修了个亭子,不走近都很难发现。亭子旁边栽着一棵十多年的桂花树,每到花开的季节,他就在这里午睡。
他给鱼塘引了活水,但还没想好要做什么。去年养过鱼,年底有一周没看顾,鱼塘就干涸了,八九条大鲤鱼全部阵亡。鱼塘里的牧草也栽培得同样失败,雨季淹死一次,旱季又一次。
实在无事可做,他就在楼里“沉浸式“垒石头,最多的一次垒出了近二十层的盆景,时间就这么层层叠叠地消磨掉了。
虽然陈天明常把“隐居”挂在嘴边,但他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房子的动态,一天发十条都算是克制,任由房子带来巨大的流量和潮水般的看客。
自去年三四月起,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十多群参观者。有些游客骑着摩托车直接冲到院子里,把车停在他的楼前拍照。
附近散步或干农活的人,也常常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围墙豁口处看稀奇。三年前,因为那个文化艺术城项目,村子被一圈铁皮围墙包围,主干道也被封死了。陈天明称之为“柏林墙”。项目搁置后,围墙也就无人料理。
被封了差不多一年后,村民实在来往不便,便私自在围墙上开了个门——陈天明记得,那天清晨5点多,天还没亮,就响起了切割机的“呜呜”声。村民们手脚麻利,很快切出一个能让小汽车通行的大豁口。陈天明看切出来的铁皮被扔在路边没人要,便扛回家盖鹅棚。
如今,这个豁口变成了“陈天明城堡”的观光点。无数好奇从此处出发,在高楼前停下。一开始,陈天明会耐心回答游客千篇一律的问题,慢慢地一家人不堪其扰,便养了11只狗作为哨兵,守在大门外、牛棚外、菜园外,监控一切点位,不让外人靠近。
附近的出租车司机也因此多了些游客生意,他们了解这片围起来的荒地,也了解这个不断长高的屋子。一位司机说,他本来也打算在附近买房子,在曾经的规划里,这块区域本应是未来的市中心,机场也是打算从这里搬离。只是后来艺术城项目烂尾,他就放弃了这个念想。
只有陈天明还坚持扎在这片废墟上。人们对他褒贬不一,有人盛赞他的房子是“人类共同的精神堡垒”,也有人说他是“”。陈天明似乎能自动过滤对他的质疑或谩骂。游客来了,他应付着。人一走,他又回到独属于自己的生活之中。
在这一点上,陈天明觉得自己差不多获得了“绝对的自由”。他早就认定,自己是人群中的局外人。村里几乎没人跟他聊得来,知己好友都在远方。他仰慕博雅之人,念叨着说,若不是官司缠身,他早就想去杭州探望几位老艺术家,其中一位是86岁的书法家——两人在2011年的西湖旁相识,当时老书法家每天早上都在湖边写“地书”,陈天明上前搭讪,两人相逢恨晚。
“好多老头写地书,他是最特别的一个,古代文化功底最深,《五柳先生传》《兰亭集序》……那些洋洋洒洒的长文全都能背了下来,记忆力非常好。他9岁就开始练书法,出身于书香世家。”陈天明说。他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,后来机缘巧合还当上了经纪人,帮一些书法家和画家卖字画。
只是这件事没有坚持很久,字画很快就卖不动了。五楼书房的夹层上,堆积着很多陈年的书法作品——据陈天明说,这些都是他朋友的大作。这些作品被风雨打湿过,陈天明就把它们晾晒在横梁上,借着高处的阳光,让它们一遍遍重新干透。
如今,他唯一还能坚持的风雅之事就是看书和写作。书房是房子里最富雅趣的地方,一摞摞旧书与楼体一样,以危险的姿态堆叠在木板上。
最近,陈天明反复在看《幸福论》和《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》,书都快翻掉皮了,上面标满了三角形记号。他希望自己能接近幸福的真理,并弄明白 “当代中国人在道德实践和理念中的诸多困惑”。
但书籍于他的现实而言是悬浮的。他喜欢看《全球通史》,但当被问到历史对他的现实有什么启示时,他愣住了许久,说:好像能让自己活得跟别人不一样。但具体怎么不一样,他一时说不出来。
某个深夜,陈天明给我发来一篇他写的长文,名曰《盈空楼记》,里面记录了他荡气回肠的家族史和“九层塔”的搭建始末,读起来像黔西南版的《桃花源记》。他说初稿写了有一万多字,后删减至七千多字。
他自谦说文章有些冗长和啰嗦。但我想,他还是期待得到一个认可,哪怕只是多一个读者。
在这篇文章里,他第一次正式把这座楼定名为“盈空楼”,因为“盈为实而空为虚,意涵虚实相生”。在这个楼里,他也如此或真或幻地活着。
搁置了几年后,陈天明的弟弟重新购置了一批灯笼,让房子亮堂一点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关于这座楼,陈天明还有很多想象,比如楼里还可以添一个“乡野艺术展览馆”。他曾经从二层到五层挂了四五十幅书画作品,但因常常落满鸽子粪便而作罢。他还想过增设室内花圃、农家乐或客栈,但都停留在幻想中,而且前提是——他能守得住这座房子。
某个因为暴雨无法继续挖鱼塘的下午,陈天明在“九层塔”上用手机刷名人名言,摘录了一段尼采在《善恶的彼岸》上写的话:
“每一个出类拔萃的人,都出于本能地寻求避难所和隐居处。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众人,摆脱多数人,在那里他可以忘却‘作为规则的人们’,而成为例外。”